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深入了解青年创业发展情况，围绕《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要求，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恒大研究院联合组织调研分析，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0）》，近日正式发布。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恒大研究院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和全球经济均遭受重创，保就业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创业带动就业。
中国创业整体蓬勃发展，不仅创业数量大、创投活跃，而且创业质量、创业生态也逐步向好。1）创业数量：年新设企业超过700万，2019年新设企业70%存在招工、生产经营、购置设备等活动，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海南、浙江、陕西、江苏领先；2）创业质量：以独角兽数量表征创业企业质量，2019年中国有独角兽107家、占全球25%，仅次于美国的214家，行业上以互联网和高新科技为主，地域上集中在北上杭深四城；3）创投机构：现有近3000家创投机构，管理资产近万亿，累计投资近5000亿，主要集中经济发达地区；与美国相比，中国对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4）创服机构：现有1.2万家各类创业服务机构，解决就业约400万，已初步形成创服生态；5）疫情冲击：创业主体受冲击明显、就业吸纳明显下降，2020年三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6.8，较二季度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的92.8。
基于2020年1月组织的全国6442份调查问卷，我们从基础特征、创业动机、资金来源、工作状态、面临困难五个维度刻画青年创业群体画像。1）基础特征：青年创业者以22-32岁的大学生、农民及农民工为主体，专科及以上学历创业者占比超80%，创业者创造的就业岗位在10人以下、10-29个、30-49个、50-99个、100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7.7%、27.3%、6.0%、4.6%、4.4%；其中3人及以下占比42.9%；2）创业动机：主要为自己工作，包括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解决就业、追求财富和名誉等，创业想法的最主要来源是对经济社会的独立观察；3）资金来源：启动资金半数以上不足10万元，主要来自个人及家庭；4）工作状态：平均每月出差4天，三分之一的青年创业者心理压力很大，但成就感和幸福感突出；5）面临困难：业务来源和创新能力是主要困难。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和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创业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共涉及14个具体指标。以2015为基期，2015-2019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45.1，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100升至128.3，企业家精神指数由100升至132.6，创业结果指数由100波动升至161.9，2019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8年略有下降，这主要源于金融监管下募资端承压和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导致PE/VC行业洗牌，投资活动明显下降。
我们选取100座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创业发展指数评选出前50强。从整体看，北京、深圳、上海在2019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东部地区城市在青年创业发展排名前50名城市、前30名城市的比例分别为64%、67%，这表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创业发展领域的显著领先地位。从创业环境看，北京、上海、广州位列前三位，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从企业家精神看，深圳、南京、苏州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北上杭深头部效应显著。2019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合计占全国的83%，企业估值合计占全国的93%。
为进一步促进青年创业发展，我们建议：一是分群体加大创业精准支持力度，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进而保就业底线；二是建设城乡青年创业学院且实行动态淘汰制度，提升创业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并建立全国优秀创业课程网上学习平台；三是加快创业创新孵化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建设，促进青年创业者互联互通；四是完善风险投资机构便利注册、税收支持等制度安排，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五是通过搭建人力资源中心、产学研合作平台，提升创业主体的创新能力；六是建立健全创业发展统计监测评估机制，全面跟踪全国及各地区青年创业发展情况。
一、中国创业发展现状
（一）创业数量：年新设企业超过700万，琼浙陕苏创业活跃度高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互联网和高新科技为主
（三）创业投资：3000家创投机构，资本总额近万亿
（四）创服机构：已达1.2万家，初步形成创服生态
（五）疫情冲击：创业主体受冲击明显，保就业须依赖创业带动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80%
（二）创业动机：为自己工作，创业想法主要来源于独立观察
（三）资金来源：半数启动资金不足10万，以个人和家庭积累为主
（四）工作状态：月出差4天，心理压力大，成就感和幸福感突出
（五）面临困难：业务来源和创新能力是主要困难
三、2019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2015-2019年从100升至145.1
四、2019年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2019年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五、政策建议
正文
201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下行压力突出，迫切需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富民之道、强国之策，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提出“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近几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中央对创新创业的高度重视。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恒大研究院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课题组基于2020年1月组织的问卷调查，从基础条件、创业动机、资金来源、工作状态、面临困难五个维度绘制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从创业环境、创业精神、创业结果三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以分析中国整体和主要城市情况，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0）》。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就业压力突出，亟需青年创业带动。中央对当前形势提出两个“前所未有”的判断，即“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2月以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在5.4%以上，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减少18.1%。为此，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在稳就业等“六稳”基础上，提出守住保就业等“六保”底线。
一、中国创业发展现状
根据全球创业发展研究院（Global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stitute）2018年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业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13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34位；根据全球创业观察组织（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9年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中国的创业意向、商业法律基础环境在50个经济体中分别排名22、18位。通过上述国际机构的研究发现，中国创业水平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根据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界定，青年为14-35周岁。但考虑到当前专门统计青年创业的宏观数据缺乏，且青年本身就是创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用创业整体的情况分析中国青年创业的基本情况。
（一）创业数量：年新设企业超过700万，琼浙陕苏创业活跃度高
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新设企业超700万。2013-2019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从1132万户上升至2179万户，增长92.5%；其中，新设企业数量从250万户上升至740万户，增长196%。近几年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表明我国推动数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在2019年新登记企业中，七成以上有招工、生产经营、购置设备的行为，表明大部分创业企业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具有持续经营、发展壮大的预期。
从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看，海南、浙江、陕西、江苏等省份创业活跃度高，而新疆、甘肃、北京创业活跃度较低。根据各省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及人口，计算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表征创业活跃度，计算结果表明海南创业活跃度最高，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261.7个，原因在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列入国家战略，自由贸易港等政策优势突出；浙江、陕西、江苏、福建、广东则分别占据第二到第六位，而新疆、甘肃、北京相对靠后，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不及海南的一半。其中，北京由于持续疏解非首都功能等原因，创业活跃度处于较低水平。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互联网和高新科技为主
独角兽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创业企业质量。国际对独角兽企业的定义是成立时间短（不超过10年）、发展迅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生态公司，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活力的指标。从总量看，2019年我国独角兽企业为107家，仅次于美国的214家；但2019年新生独角兽数量较2018年减少50%。根据CB Insights统计，至2019年全球共新诞生436家独角兽，中国107家，占比24.5%，仅次于美国的214家。其中，2019年全球新生独角兽共128家，美国、中国、印度新生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72家、16家、6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市场格局逐渐固化，2019年中国新生独角兽数量较2018年减少50%。当前蚂蚁金服、字节跳动、滴滴出行、陆金所、菜鸟网络、快手、京东金融、比特大陆、京东物流、贝壳找房估值均超过100亿美元，成为超级独角兽。独角兽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代表，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井喷，说明我国新经济领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望引领我国经济整体上的创新发展。
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独角兽以互联网和高新科技为主。互联网的核心思想是依靠平台“共享”，互联网独角兽主要应用于汽车交通、文娱媒体、电子商务等行业，代表企业包括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快手、车好多等。高新科技独角兽主要涉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领域，代表企业包括主攻区块链的比特大陆、主攻柔性屏幕的柔宇科技、主攻人工智能的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主攻机器人的优必选等。
（三）创业投资：3000家创投机构，资本总额近万亿
2018年我国共有创投机构2800个，管理资本总额9000亿，累计投资金额近5000亿。自2005年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也称“创投国十条”）以来，我国已在税收、LP（有限合伙人）、融资渠道、差异化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业投资优惠政策体系，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投资活动迅猛增长。根据科技部数据，截至2018年，我国共有创业投资机构2800个，管理资本总额9179亿，累计投资项目22396个，累计投资金额4769亿，其中2008-2018年管理资本总额、累计投资金额分别年均增长20%、12%。
创业投资资金主要流向互联网、高科技及高端服务业，北上粤江浙等经济发达省份创业投资最活跃。从行业分布看，互联网一家独大，投资项目达到729项，占比29%，剩余项目则以科技和高端服务业为主，包括娱乐传媒、电信及增值行业、机械制造、电子及光电设备、金融、教育与培训等，而房地产、农林牧渔、能源及矿产等较少。从地域分布看，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最新公开数据，2019年投资案例主要集中于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五地合计占全国83%。
中国PE/VC投资金额超美国，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结合投中研究院中国数据、PwC/CB Insights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数据，2015-2018年期间中国私募股权/风险投资（PE/VC）投资案例数从2791起升至4921起，投资金额从1823亿升至2435亿美元；同期投资案例数从6098项小幅下滑至5536项，美国投资金额从781亿上升为995亿美元，中国PE/VC投资规模明显高于美国。从投资阶段来看，2018年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投资案例占比分别为5.9%、15.8%、34.5%、43.8%，而美国分别为11.2%、21.6%、32.8%、34.4%。中国PE/VC更偏好起步期和成长期这类收益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投资相对较低。
（四）创服机构：已达1.2万家，初步形成创服生态
2018年创业孵化载体约1.2万家，在孵企业和项目达62万家，解决社会就业390万人。2015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一批以创新工场、3W咖啡为代表的创业服务机构，聚合金融、产业、技术和专业服务等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和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19》，2018年我国创业孵化载体共有11808家，其中孵化器4849家，众创空间6959家，在孵企业和团队62万家，累计毕业企业13.9 万家，培育出3600多家上市和挂牌企业。就业方面，2018年全体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为社会解决就业390万人，其中吸纳大学毕业生已超过46万人。
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较为集中，约占全国总数近一半。分省来看，2018年广东和江苏创业孵化载体数量均超过1000家，数量最多。从都市圈来看，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分布最密集，2018年分别有2601、1680、1243家，合计占全国总数的47%。
（五）疫情冲击：创业主体受冲击明显，保就业须依赖创业带动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并且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预计或持续到明年。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代价沉重。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长-6.8%，为1992年实施季度GDP核算以来首次负增长；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恢复，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但在防疫常态化下受到内外需下滑抑制，特别是生活服务业恢复仍然缓慢；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9%，服务业仍未回到正常水平。1-9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3%、0.9%、0.4%。据世界银行6月《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5.2%，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深度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萎缩7%、2.5%，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萎缩6.1%、9.1%和6.1%，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0.5%，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地区。据IMF《世界经济展望》10月最新预测，中国将是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创业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创业主体一般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差，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受冲击更为明显，包括生产经营停顿、产品积压、合同违约、经营资金紧张、工资发放困难，部分创业企业被迫压减工资、裁员，乃至倒闭。根据清华大学对百万量级中小微企业（2019年营收1亿以下）的调查，2020年一季度中小微企业营收16711亿，同比下降51.2%。从招聘看，根据北大和智联招聘联合报告，一季度100人以下、100-1000人、1000人以上的企业招聘职位数分别同比下降超30%、20%-30%、超10%。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但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明显低于去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数据，大型企业从3月开始持续高于50%的荣枯线，中型企业从6月开始持续高于荣枯线，而小型企业3-5月有所扩张，但6-8月又降至荣枯线下，9月略高于荣枯线。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2020年三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6.8，对比二季度的85.5有所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去年同期的92.8。
创业对就业带动作用突出，对城镇就业增量贡献超过90%。民营经济具有“四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即仅获得约40%的信贷资源、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从就业结构看，2019年中国就业人员7.7亿，其中城镇就业4.4亿、占比57%；在城镇就业中，城镇民营就业3.5亿、占比81%，民营就业中个体就业1.17亿、占城镇就业的26%。如果算上乡村，全国个体就业1.77亿，占总就业比重23%。从就业贡献看，由于中国就业人员规模在2017年见顶，2013-2019年中国就业人员仅增加494万，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增加6007万，而该时期城镇民营就业增加6402万（2013-2018年）、城镇个体就业增加5550万，仅城镇个体创业对城镇就业增量贡献就超过90%。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持续5年，催生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青年创业群体。他们的创业动机是什么？资金来源和工作状态如何？面临哪些困难？我们从创业者基础条件、创业动机、资金来源、工作状态、面临困难五个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和恒大研究院于2020年1月联合组织的问卷调查，填写数量共6442 份，其中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14-35岁青年定义的共4588份，在问卷中占比71%。以4588份问卷数据为依据，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的基本画像如下。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80%
从性别看，男性占比达63%，约为女性的1.7倍，男性创业比女性更加普遍。从年龄和职业背景看，22-32岁的大学生及农民、农民工是创业主体。年龄方面，22-32岁合计占比73.8%，其中23岁和30岁为两大高峰。职业背景方面，在校大学生占比40.5%，农民及农民工占比26.8%，两者合计67.3%。
从学历层次看，专科及以上学历创业者占比超80%。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查，15-34岁人口中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为44.6%、27.3%、13.5%、13.2%、1.3%。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创业者数量随着学历上升呈现倒U型分布，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仅5.3%、高中12.2%、专科26.4%、本科50.6%、硕士4.6%、博士0.6%。这说明创业需要一定的基础素质和社会资源，包括知识基础、校友资源等，某种程度上也与我国近年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有关。
从创造就业岗位看，创业者所在创业主体吸纳就业人数在10人以下、10-29个、30-49个、50-99个、100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7.7%、27.3%、6.0%、4.6%、4.4%。其中，吸纳就业人数在3人及以下占42.9%。单个创业主体吸收就业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为36.8、7人，这表明创业主体规模大多较小，与社会普遍印象一致。（二）创业动机：为自己工作，创业想法主要来源于独立观察
首次创业占六成，但28岁及以上创业者中多包括2次及以上创业经历，创业动机更加强烈。在所有创业者中，首次创业者占比56.1%，多次创业者43.9%。但在结构上，多次创业者占比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长，其中28岁为重要节点，多次创业者占比首次超过一半，而三次及四次创业者占比超过19%。这一现象，既与年龄增大后的创业经验与资源增加有关，也与年龄增大后创业动机更强创业者的“幸存者偏差”有关，因此多次创业者可能创业质量更高、创业前景更好。
追求美好生活是青年创业者最普遍的创业动机，创业者为自己工作。从创业首要动机看，“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占比最多，达到40.7%，“解决就业”占比25.2%，“追求财富和声誉”占比17.9%，“改变世界、贡献社会”占比16.2%。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创业者多数以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解决就业、追求个人财富等自身需求为主，但创业本身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这种动机及企业家精神的发扬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创业想法多来源于对经济社会的独立观察、专业技术积累和行业圈子交流等。39.5%的被调查者认为“对经济社会的独立观察”是最重要来源，55%将其视为重要来源，这反映出青年创业群体更习惯于自主独立思考，拥有对趋势和机会的敏感性和分析判断能力。同时，专业技术积累（38.6%）和行业圈子交流（39.2%）也是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主要途径。
（三）资金来源：半数启动资金不足10万，以个人和家庭积累为主
启动资金规模方面，超过半数青年创业者启动资金不足10万，九成创业者不足100万。创业者启动资金普遍较少，10万以下者占比53.8%，50万以下者占比79.7%，100万以下者占比89.8%，只有1.8%的创业者启动资金超过500万。启动资金规模较小与创业者的职业背景较为吻合，大学生、农民及农民工往往个人资金积累较少，难以拿出大额的启动资金进行创业，部分反映了我国青年创业者创业基础薄弱的现状。
启动资金来源方面，个人或家庭积累是最主要构成，整体来源相对单一。将个人或家庭积累作为首要来源的青年创业者占比72.6%，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合计79.4%，远远高于其他来源，反映了启动资金来源单一的问题。从其他来源看，合伙人共同出资被青年创业者作为首要来源的占比13.7%，亲友借贷、银行贷款、政府支持则均在2%-6%之间，而来自创投公司和其他企业在1%以下。
后续资金来源方面，个人或家庭积累仍是主要构成，但银行贷款占比有显著提升。相比于启动资金来源，后续资金来源中个人或家庭积累的占比有所下降，将其作为首要来源的创业者占比52.9%，而银行贷款有显著提升，占比达15.7%，创投公司也有一定提升，占比2.9%。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远远高于创投公司这一现状，突出反映了我国直接融资体系的薄弱性，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创投机构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四）工作状态：月出差4天，心理压力大，成就感和幸福感突出
青年创业者工作强度大，每周平均工作45小时、高于全国居民的38小时，72%的创业者每月都有出差安排，平均每月出差4天。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居民在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7小时40分钟，若按一周工作5天计算，一周平均工作38.3小时。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64.8%的青年创业者每周工作超40小时，23.2%的创业者每周工作66小时以上，4.9%的创业者每周工作92小时以上，整体每周平均工作45小时，初创型企业往往规模较小，创业者身兼数职，工作时间较长。从出差情况来看，为开拓市场以及寻求交流合作，青年创业者出差频率较高，约72%的创业者每月均需出差，每月平均出差次数为2次，出差以1-3天短期出行为主，每月平均出差天数约4天。
1/3的青年创业者表示心理压力很大，但与此同时，超过90%的创业者同意创业也带来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企业初创期，由于创业前景不确定，加之创业者身兼数职，往往面临极大压力，80%的青年创业者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其中三分之一的青年创业者表示心理压力很大。但超过90%的创业者同意创业带来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仅有7%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感受到创业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五）面临困难：业务来源和创新能力是主要困难
业务来源单一、创新能力不足、融资难等是青年创业者面临的主要困难。36.1%的创业者将业务来源单一列为创业首要困难，这意味着创业公司或项目极易受到上下游客户业务影响，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19.9%的创业者认为创新能力不足是首要困难，主要是因为创业项目多来自于个人经验积累和行业人脉资源，初期比较有效，但企业或缺乏原始创新，或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导致创业活动低水平、高成本、低收益并存，企业不得不面对产品附加值小、市场认可度低、沉没成本和转换成本高等问题。其次，认为融资难、人才招聘难、行业竞争激烈是首要困难的青年创业者分别占比17.1%、15.8%、12.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创业者首先面临的是业务的可持续性及竞争力问题，也就是生存问题。
超过1/2的青年创业者渴望在融资、创业培训、财税优惠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在众多的诉求中，融资、创业培训、财税优惠呼声最高，占比分别为63.1%、60.8%、56.2%，均超过50%。由于我国创业者普遍启动资金规模较小，而创投机构对种子期创业项目投资意愿及比例较低，因此解决资金问题对青年创业者较为迫切，对融资支持和财税优惠有较高需求。创业培训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内功，提升经营质量，因此同样呼声较高。此外，创业者对于产业资源、办公场所、技术研发咨询、创业基地、改善基础设施、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诉求。
三、2019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通过现有创业理论梳理可发现，创业精神、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在创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而创业环境对创业精神塑造、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提供具有重要影响。创业一般视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为获利或成长而创建新型经济组织的过程。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现代创新理论之父，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并在后期把企业家概念从个人扩展到组织乃至国家。在熊彼特影响下，早期创业研究一般集中在创业者特征方面，后逐渐扩展至创业过程、创业环境等。比如，William B. Gartner提出个人、组织、环境、创立过程的四要素创业研究模型。曾任美国国家创业委员会特别顾问的Jeffry A. Timmons的创业过程模型认为，商机、团队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商机是创业过程的核心动力，创始人或工作团队是创业过程的主导者，资源是创业成功的保障，因此创业过程是商机、创业者和资源三个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参考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结合中国青年创业实际，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角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共涉及14个具体指标。目前国内外关于创新创业的测度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成果为创新创业发展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或缺乏对创业的单独衡量，或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或不能反映中国不同城市创业发展的差异。鉴于以上情况，基于目的性、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以形成可持续跟踪的创业测度体系。其中，创业环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创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受到创业环境的影响；创业结果是创业发展的成果，由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行为共同决定。
1）创业环境由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2个二级指标构成，涵盖了政策、中介服务、金融、人才等各类环境要素。其中，政策环境由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和科技支出占比构成，分别反映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对科技创新的直接投入力度；市场环境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GDP、专科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口占比等指标构成，分别代表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消费能力、专业服务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撑、金融发展水平、人才基础。
2）企业家精神由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其中创新精神由全社会R&D经费支出/GDP、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构成；创业精神由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每万人新登记注册企业数构成。
3）创业结果由创业活力和创业质量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的质量和活力。其中，创业质量由独角兽企业数、国内独角兽估值占全球份额构成，分别代表作为创新创业标杆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独角兽企业活力；创业活力由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每万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构成，分别代表从研发到产业化、从创新到创业的转化效率、创新案例的数量。
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及创业结果来自公开数据。对于部分地区或部分指标尚未公布2019年数据的情况，我们根据2015-2018年数据趋势外推。在数据处理上，为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采取“最大值-最小值”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对于单调递增指标线性转换为0-100，对于单调递减指标逆向线性转换为0-100。在权重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设置各级指标权重。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2015-2019年从100升至145.1
以2015为基期，2015-2019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45.1，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100升至128.3，企业家精神指数由100升至132.6，创业结果指数由100波动升至161.9，2019年创业结果指数略有下降。以2015年数据作为基准100，2016-2019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121.8、133.3、144.5、145.1，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107.5、111.7、121.4、128.3，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110.3、119.8、122.4、132.6，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行政效率、研发投入、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136.2、154.9、167.5、161.9，2019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8年略有下降，这主要源于金融监管下募资端承压和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导致PE/VC行业洗牌，2019年PE/VC投资金额及投资案例数均出现明显下降。根据投中研究院数据，2019年新注册成立基金3332支，比2018年下降19.0%；创投交易数量与2018年相比接近腰斩，降幅高达48.1%，同时交易总金额骤降44.5%；私募股权（PE）交易量与2018年相比下降31.6%，交易规模下降26.8%。而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9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共发生3455起投资案例，同比下降20.5%，披露金额的2879起投资交易共计涉及金额1577.8亿元人民币，投资金额同比下降25.5%，平均投资规模为5480.4万元人民币。
四、2019年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城市层面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与全国一致，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3个三级指标进行了调整。1）部分地区未公布总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数据缺失，无法根据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2）专科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口占比数据缺失较多，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替代。3）创业质量中的国内独角兽估值占全球份额换为各城市独角兽企业估值。其余指标不变。
我们选取100座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50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这100座城市是依据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科技支出占比三个指标加权平均的排名筛选得到，并加入了除拉萨外的所有省会城市。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55、26、15、4座城市进入考察范围。
从整体看，北京、深圳、上海在2019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珠海、广州、武汉、厦门位列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前十名；其中，一线城市全部入围，其余城市多数为东部发达城市。前十名城市中，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4座城市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深圳、珠海、广州等3座城市位于珠三角城市群。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前50名其余地级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中长三角城市群12个，珠三角城市群4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33、7、7、3个，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外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在青年创业友好前50名城市、前30名城市的比例分别为64%、67%，这表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创业发展领域的显著领先地位。
从创业环境看，北京、上海、广州位列前三位，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创业环境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深圳、南京、杭州、武汉、中山、苏州；其中四大一线城市全部入围，其余城市除武汉，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创业环境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开放的经济基础、高效的政务服务使其整体政策环境优势明显，前50位城市分布最多、达14个，珠三角城市群6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27、8、11、4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分布于东部地区。具体来看，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7万元，位居全国前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达7.6%、远超其他东部城市，市场环境优势明显。武汉排名第8位，创业环境居中西部各城市之首，尽管中介服务支持力度不强，但其较高的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和坚实的人才基础使得其形成了良好的创业环境。成都和重庆由于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三级指标在100座城市中都位于35名之后，皆未能进入前15名。
从企业家精神看，深圳、南京、苏州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南京、苏州、厦门、北京、无锡、常州、青岛、杭州、合肥，除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合肥外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企业家精神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21个，珠三角城市群7个，京津冀城市群4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39、4、5、2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其中，深圳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坚持创新，紧跟时代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从1979年人均GDP仅为香港1/11的小渔村到2018年GDP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深圳企业家精神突出，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深圳每亿元GDP产出的专利授权量为6.2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13件，均居全国第一。
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北上杭深头部效应显著。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南京、广州、西安、成都、武汉、苏州位列创业活动指数榜单前10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由一二线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的三线城市构成，这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结合CB Insights、PitchBook、桔子IT等数据和榜单梳理，以包括成立时间超过10年的广义独角兽数量计算，2019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分别为67、35、20、12家，合计134家，全国占比83%；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3300、1400、2100、500亿美元，合计7300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这表明上述4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高增长创业企业的摇篮。尽管其他城市重视培育初创企业，出台税收减免、平台资源嫁接、人才和业务对接等政策，但在融资、人才等方面依然劣势明显，4城以外城市拥有新生独角兽企业的仅南京、广州、东莞、合肥、金华、益阳，数量均为1家。根据投中数据，从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来看，2019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分别有1208、811、449、353例，占全国比例分别为27.9%、18.7%、10.4%、8.2%，合计占全国近2/3。
五、政策建议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保就业压力突出，为进一步支持青年创业发展进而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我们建议：第一，分群体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进而保就业底线。在疫情冲击下，今年就业压力很大，特别是大学生等重点群体。2020届高校毕业生达874万，同比增加4.8%。根据智联招聘数据，2-6月新发布大学生岗位数同比下降15.5%，而投递简历的应届大学生同比上升62.7%。建议从三方面加大创业支持：一是落实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优惠政策，加强创业平台建设，鼓励和支持更多毕业生自主创业；二是完善互联网创新创业政策，实施青年电商培育工程；三是深入开展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养，支持青年返乡创业。第二，建设城乡青年创业学院且实行动态淘汰制度，提升创业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并建立全国优秀创业课程的网上学习平台。尽管近几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大力推进，但创业教育质量和覆盖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问卷调查发现，37.2%的受访者表示未参与过创业教育培训，45.2%的受访者表示未得到政府创业帮扶，部分青年创业者创业观念和创业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对于创业涉及的行业缺乏系统认识和理性判断，自身创业知识技能有待提高。我们建议：一是充分发挥高校与共青团的组织、社会资源等优势，联合知名企业、协会等建设城乡青年创业学院，促使社会与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互为补充、形成体系，并且统一实行宽进严定、动态淘汰的创建达标制度，避免各地只管前期申报、不管后期发展；二是开发具有青年特色的创业培训课程体系，引进国外知名、成熟的创业培训课程，并建立全国优秀创业课程的网上学习平台，提升青年创业者的创业能力。第三，加快孵化机构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建设，促进青年创业者互联互通。孵化基地是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和综合服务平台，根据《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19》，2016-2018年我国创孵机构数量从7553家增长到11808家，专业孵化器占孵化器的比重由13.5%下降到12.1%，说明我国专业孵化器的发展面临着增长乏力等问题。总体看，我国孵化器发展面临四大问题：一是孵化器作为市场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有待增强，二是服务行业和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够，三是有空间缺服务的问题还未彻底改观，四是创业孵化生态还不完善。我们建议：一是多层次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依托政府平台、企业平台、现有青字号、团属阵地，建设多种类型的孵化基地；积极整合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国内外知名高校、知名服务机构资源，开放企业产业链资源，为创业青年提供及时有效的政策、信息等支持，促进青年创业者互联互通，积累行业人脉；二是完善孵化流程，推动孵化器运营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建立创业项目培训资源对接体系，引入法务、税务、工商等各类政府部门专业和商业机构，举办培训会、对接会，对创业团队进行专业化的内部管理改造。第四，完善风险投资机构便利注册、税收支持等制度安排，破解创业资金瓶颈。美国风投机构发展超70年，成为培育创业企业的土壤。建议借鉴美国经验，针对私募基金中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出台鼓励政策，为中国创业企业投融资营造良好环境。一是降低风投基金进入门槛，美国风投机构采用自愿登记政策，管理资产少于1.5亿美元的私募基金豁免注册，而中国风投机构需在基金业协会备案，对实收资本、从业人员资格等均有严格要求；二是采用“双重穿透”，避免重复征税，美国基金本身不作为核算主体，避免双重课税，中国若以创投企业作为核算主体，对于公司型基金将会产生重复征税，个人投资者税率高达40%；三是设置差异化长期资本利得税，美国对资本利得少于3.87万美元的投资者免征，资本利得超过5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为20%，中国若选择以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个人经营所得缴税，将面临最高35%的边际税率。第五，通过搭建人力资源中心、产学研合作平台，提升创业主体的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保持创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动力之一。但目前人才紧缺、产学研融合不足、信息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抑制了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问卷调查中认为人才招聘难是首要困难的青年创业者占比达15.8%，有技术研发咨询诉求的创业者占比则超30%。我们建议：一是由政府搭建平台，吸引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帮助企业与人才对接；二是搭建产学研平台，促进高校、研发机构与企业共享创新资源与成果，实现融通发展。第六，建立健全创业发展统计监测评估机制，全面跟踪全国及各地区青年创业发展情况。当前创业发展的统计数据分割明显，完整的统计监测体系尚不健全，导致难以准确及时掌握全国和各地区创业发展情况。比如，新设市场主体数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掌握，中小微企业数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掌握，创业担保贷款余额的数据由央行发布，创业投资的相关数据主要由科技部和相关市场机构发布。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牵头，并通过多部门协作建立健全青年创业活动统计监测评估机制。
